語音類型學是語言類型學的重要分支,它通過對一定數量的語音要素進行類型研究,進而揭示語音系統的結構共性以及各種制約因素。描寫語言學自20世紀初以來取得長足進展,世界范圍內的語言調查報告日益增多,這無疑為語音類型學的產生及發展提供了沃土。意識敏銳的語言學家很早就對語音系統的結構類型及普遍共性產生興趣,他們提出的許多假設及觀點經受住了語言事實的檢驗,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

  語音類型學研究日臻成熟

  20世紀20年代,布拉格學派的N. S. Trubetzkoy開始關注元音系統的共性。他于1939年出版的《音位學原理》對語音類型學問題作了重要的探討,很多假設后來都得到了驗證。20世紀四五十年代,Roman Jakobson為研究方法帶來飛躍式的進步。他明確提出了蘊涵規則(laws of implieation)并得出了許多正確的結論,還在類型學研究中引入統計概率和總體有效性概念,解決了世界語言普遍共性與多樣性之間的矛盾。Charles F. Hockett也是早期語音類型學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于1955年出版的《音系學手冊》歸納了許多語言的語音共性,這些觀點后來都被證實是符合普遍共性的。

  20世紀六七十年代,Joseph H. Greenberg也強調在類型學研究中引入蘊涵和演繹方法,并推崇歷時類型和共時類型相結合的理念。他依據Trubetzkoy關于元音共性的研究成果,基于對不存在的元音系統的演繹,提出了低元音的前后對立蘊含著高元音的前后對立。此外,他在斯坦福大學主持了持續十年的“語言共性研究”課題,并將該課題的成果收入《人類語言共性》叢書,為語音類型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78年,John Crothers發表了語音類型學的重要文章《元音系統的類型和共性》。他根據斯坦福大學音檔庫的209種語言,歸納出15條世界語言元音共性規則,而且大部分經受住了語言事實的檢驗。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Kawasaki-Fukumori,Janson,MacNeilage & Davis 等突破了元、輔音音位的局限,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研究音節的內部結構。由單個音位到音位組合的轉向,大大擴展了語音類型學的用武之地。1984年,Ian Maddieson出版了在語音類型學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語音格局》,他利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音檔庫(UPSID)的317種語言,系統地研究了世界語言元音、輔音的結構類型,驗證或提出了許多語音共性規則,其中大部分規則已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1994年,William Labov在《語言變化原理:內部因素》中提出了元音鏈移的三條通則。這些通則反例極少,具有極大的解釋力,表明語音演變也可以歸納類型,而且還具有跨語言的共性。由靜態的共時分布到動態的歷時音變,打開了語音類型學與歷史比較語言學相結合的新視野。

  2005年,Martin Haspelmath等編撰了《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并推出了同名的互聯網在線版本(WALS)。WALS所使用的語言達到前所未有的數量,語言類型與地理分布相結合的視角也令人耳目一新。2011年,Jea Jung

  Song主編了《牛津語言類型學手冊》,其中“語音類型學”一章由Maddieson執筆。Maddieson介紹了語言的聲音模式如何變化及其變化的限制,還介紹了節律、重音、聲調等韻律要素的類型,并討論了人類語言的音段、音節、詞的結構模式,最后指出了語音類型學未來可深入的研究方向。

  一個世紀以來,從小樣本到大樣本,從音段到超音段,從音位特征到音節結構,從共時類型到音變類型,從純粹歸納到歸納與演繹并重,從類型表現到蘊涵規則,從絕對共性到總體有效性,語音類型學在對象、方法及解釋力等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目前,語音類型學在基礎理論、技術方法上日臻成熟,可在語言研究中發揮更大作用。

  侗臺語研究仍有廣闊空間

  侗臺語使用人口接近1億,語言種類繁多,語音特征豐富,是觀察人類語言共性與多樣性不可或缺的樣本。因此,侗臺語也亟須引入語音類型學的這一范式,以使用其技術方法全面描寫語音系統的結構特點,并借助歷時音變的跨語言共性來推動語音史的研究。目前來看,侗臺語的語音類型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學界關注度不高,研究成果數量較少,發展空間依然很大。

  侗臺語早在19世紀以前就受到國際語言學界的關注,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進入語音類型學的研究視野。1984年出版的《語音格局》所用的UPSID音檔庫內含泰語、拉珈語、布依語、水語、石家語、壯語等,這是侗臺語材料首次貢獻于世界語言的普遍共性研究。2005年面世的《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利用了9種臺語、4種仡央語、4種侗水語、1種黎語的材料,這是侗臺語再次參與世界范圍內的語言類型研究。近年來,韋姣靈、劉小紅、劉紅光等分別選取了WALS的部分特征對壯語、侗語、傣語等進行類型學描寫,盡管涉及的語音類型特征數量十分有限,但已引入最前沿的技術方法。此外,黃行、田阡子、藍利國、韋遠誠等通過音系數據庫、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等手段,已取得了重要進展。但總體而言,該領域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少、系統性不強。

  當前,侗臺語語音類型研究總體薄弱,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基本材料不全面。目前,有約一半的材料尚未進入語音類型學的研究當中。其次,研究內容不平衡?,F有研究集中在元音類型上,且音節類型研究剛剛起步。再次,音變類型有待發掘?,F有研究聚焦于共時的語音格局,均屬于靜態語音類型學研究,而動態語音類型學關注歷時的語音演變則尚有待發掘。最后,交叉領域尚需擴展。結合共時與歷時的操作方法,實現與歷史比較語言學、地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學科優勢互補,正是研究的關鍵突破口。

  從共時與歷時方向推進研究

  重視人類語言普遍共性的驗證和補充,對優勢類型的存在理據進行解釋,要比側重于類型描寫的現有研究更為深入;重視動態歷時音變的類型歸納,發掘語音演變的跨語言共性,要比集中于靜態共時分布的現有研究更為全面。因此,侗臺語語音類型研究不但要追求廣度及深度,還應做到描寫與解釋并重,共時與歷時并舉。

  共時層面有幾個值得關注的方面。一是全面描寫侗臺語的元音類型。按單元音的性質以及復合元音的結構分類,描寫侗臺語元音在數量、結構、關系等參項當中的類型表現,并對人類語言的元音共性進行驗證和補充。二是全面描寫侗臺語的輔音類型。按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的不同分類,描寫侗臺語輔音在數量、結構、關系等參項當中的類型表現,并對人類語言的輔音共性進行驗證和補充。三是全面描寫侗臺語的音節類型。按音節結構的不同分類,描寫侗臺語CV、VC和CVC等多種音節的類型表現,并對優勢音節類型的存在理據進行多角度的解釋。

  歷時層面可從如下幾方面入手。一是系統歸納侗臺語的元音演變類型。從元音的共時類型當中提取歷時音變線索,通過跨語言的同源語素比較,總結侗臺語長短、前后、圓展、單復元音等音變規則,并對人類語言的元音演變共性進行驗證和補充。二是系統歸納侗臺語的輔音演變類型。從輔音的共時類型當中提取歷時音變線索,通過跨語言的同源語素比較,總結侗臺語濁音、內爆音、送氣音、復輔音等音變規則,并對人類語言的輔音演變共性進行驗證和補充。三是將語音類型與語音史研究相結合。針對原始侗臺語的長短元音、復輔音、R聲類等若干難題,從分布類型當中發現語音變化的蹤跡,在語音對應關系的解釋當中運用語音演變共性的成果,采取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操作方法,破解侗臺語語音史研究由于文獻缺乏造成的困境。

  中國語言資源豐富,是研究語言類型學的天然寶庫,可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人類語言的共性及多樣性研究,但遺憾的是目前尚有大量的語言材料未被挖掘、利用。我們以侗臺語研究為例,為語音類型學在中國語言研究中的應用提供了一種參考框架,以期為人類語言的普遍共性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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