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我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我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在這一時期深受西方學術話語的影響。彼時,大批留學生,如章太炎、胡以魯、楊樹達、陳望道、趙元任、李方桂等,以著書立說的方式將西方語言學理論引介到中國,為我國語言學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也對其后百余年來我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早期語言學文獻的價值尚未得到充分發掘,早期國內外語言學理論、思想、觀點之間的傳承和發展、碰撞與交融也沒有得到清晰而完善的梳理。這是我國語言學發展史亟待深入發掘的環節,對于厘清中國語言學發展歷程意義重大。

  補足學術史鏈條早期環節意義重大

  首先,認識和解決當前學術難題需要補足鏈條上的早期環節。今天語言學中的不少難題和爭議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根源,而事實也證明,不了解問題產生的根源,一味地變換理論、追新逐異,往往顧此失彼,難以將問題徹底解決。重回歷史語境,補足鏈條上的早期環節,可以追溯問題產生的根源,有助于明辨癥結所在、找尋解決方法。

  其次,厘清我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脈絡需要補足鏈條上的早期環節。目前學界對我國語言學現代化過程的梳理尚不夠完備,以語言學現代化為線索的基于早期文本分析與比較的學史著作還較缺乏,從實證入手深入描述我國語言學理論來源及其在學者間傳承關系的論述相對較少。全面把握我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必然要補足這一薄弱環節。

  最后,發掘我國語言學的貢獻、弘揚我國語言學的優良傳統需要補足鏈條上的早期環節。我國早期語言學者對西方語言學理論并非全然照搬,而是結合漢語實際情況進行了積極改造,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創新和發展。我國現代語言學在開創過程中,也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特點與風格。發掘我國語言學者的貢獻,弘揚前輩學者的優良傳統,需要補足早期環節。

  借助“域外之眼”實現內外證并舉 

  當前關于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的研究主要依靠域內文獻。興膳宏較早將中國本土之外的學者論述我國文化的相關著作命名為“域(異)外之眼”。魯國堯、李無未、邵敬敏等學者均提出過漢語史研究需要利用“域外之眼”(域外資料或域外學者理論意識)的觀點。學者們借助西洋學書和漢字文化圈文獻等“域外之眼”解決了一些傳統語言問題,如虛詞“了”的語音變化過程、明清官話的音系基礎、現代漢語詞匯體系的形成等。同時,近年來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外證材料對認識近代以來我國語言學的現代化也具有重要意義。如李無未教授率先以比較視野系統探討了胡以魯《國語學草創》中語言學理論的“架構”“原型”及“新疇”,并以此為契機重構中國語言學理論的現代化過程。之所以選擇胡以魯,正是由于他學術背景的獨特性——師從章太炎,同時又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跟隨著名語言學家上田萬年學習語言學,而上田萬年又深受德國萊比錫大學甲柏連孜的影響。這一特殊經歷使胡以魯同時具備普通語言學、音韻學、比較語言學、語言心理學等多重知識背景。通過將《國語學草創》與上田萬年《國語學》、甲柏連孜及章太炎相關著作對比,可以發現《國語學草創》的寫作“原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前賢成果,又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自我發揮,并在哪些方面對后世語言學著作產生過影響。這樣系統的、由點到線的挖掘與比較工作雖然才開展不久,但我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隨后必將會有新的材料和成果出現,最終集點成線、匯線成面,從更深層面推進對我國語言學理論、語言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理解與認識。

  補足我國語言學現代化鏈條早期環節的具體步驟

  近年來學界對“域外之眼”的重視提醒我們,補足我國語言學現代化鏈條的早期環節不能只依靠域內材料,而應該域內材料與域外材料并用,實現內外證并舉,具體來說,可以通過以下步驟進行。

  第一,對內證進行窮盡式搜羅和分類,尤其加強對早期文獻的挖掘與整理。

  第二,以內證為基礎,廣泛搜索相關外證,通過比較,發現異同,形成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理論、方法來源的層次與脈絡。

  第三,回到內證,通過同類內證歸類、分析和比較,歸納其理論共性與個性,形成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理論、方法的發展與傳承譜系,歸納不同理論的應用范疇和不同學者的研究特色。

  第四,回到外證,通過將內證與同時代外證比較,發現我國學者與國外學者在研究視角與研究模式等方面的異同,從而科學定位我國學者研究成果在世界上的價值與貢獻,形成對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發展成果的科學認識。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過程中也需留意語言學理論在各國的傳播方式與接受狀況,尤其是國外理論與方法在我國的本土化過程。這樣,采用以內證為基點、外證為補充的思路,通過內外證的有機結合,從具體文本和理論出發,重新梳理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的進程,則我國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外部影響因子的關聯關系、理論與方法間的傳承層次都將清晰可見并有據可依。

  總而言之,補足我國語言學現代化鏈條的早期環節既有價值也有必要。它有助于重新挖掘與認識早期語言學“遺珠”的學科史價值,有助于完善我國語言學來源、發展的“譜系”與“環流”,幫助我們更加全面、科學地認識我國語言學學科現代化的歷程,為今日學者的研究提供扎實的學史和理論基礎。而“內外證互補”的方式將有助于我們拓寬視野,為補足我國語言學現代化的完整鏈條提供堅實的證據。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這一方法的使用也要求我們具備扎實的文獻學功底和一定的外語閱讀能力,培養自己聯系和比較的思維,要能“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于無疑處有疑”。以史為鑒,歷史為現實服務。學科現代化的梳理必將為提升我國現代學術研究水平和中國學派的構建與發展提供助力,從而提高我們對自身學術主體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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